6A娱乐-招商主管，8050亿元的健康保障缺口，及接连而来的国策助力，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健康险市场的未来，至少会以万亿计量。

　　准刚需的现实，令之成为少有的可干系国计民生的商业险种，肩负着重塑社会影响力、行业形象、高层认知的行业期待。

　　遗憾的是，业未竟，鬓已秋。巨大的行业憧憬中，如何打开商业健康保险的繁荣之门？这不仅仅是保险行业的问题，也是涉及更广泛的政府、消费者、医改、保险公司、监管的系统性经济问题、大民生问题。

　　王治超，一名拥有深厚专业理论功底和丰富金融保险工作经验的前保监会官员（历任原江苏保监局副局长、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原保监会寿险部巡视员副主任等职务），潜心研究养老、健康二十年，几乎参与了所有养老、健康方面的保险监管政策研究制定，对保险与“大养老、大健康”的整合协同拥有精准把握力，对健康保险公司的持续健康经营等亦有深刻的理解和现实的规划。

　　面对商业健康险如斯复杂之局面，曾经分管健康险多年的王治超集二十年功力，在《今日保》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保险与健康产业发展论坛”上，从顶层建设、社会学、经济基本理论、供给侧改革、成熟市场经验、健康险监管机理、未来之路等多重维度，提出中国商业健康保险十大真问题，是为更高层次的健康险全貌。

　　感谢《今日保》的邀请，能来和大家分享。正如主办单位所介绍的，我曾在监管部门服务过，也在协会工作过，现在是行业的从业人员，但一直是一个金融保险消费者，所以我尽量努力用中性的视角开始我的演讲。

　　医养市场在互联网时代是个巨大的风口，充满各种创业机会，让人们充满想象，也给潜在消费者创造另一个场景：不再看病难、看病贵。这种驱动力使得前赴后继者奔涌而来。

　　过去十多年中，仅我看到的健康保险从业人员已经换了好几拨了。几家专业健康保险公司以专业化名义成立却一直在谋求更名，当然也有新的健康险主体在不断出现。

　　纵观过去十年、二十年，健康保险发展悲壮的多，侥幸成功的少。作为一个研究者，曾经的监管者，今天的从业者，自然期望这个市场发展强劲，朝气蓬勃，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实现双赢。

　　但美好的愿望并不等于现实。不要再说这个市场有万亿元之巨，也不用在未经验证前就信誓旦旦地说健康保险“须臾不可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我们需要理性、务实、谦卑、虚心地寻求行业生存之道，对一些涉及健康保险发展的最基础概念重新认识、解构和反思，这有利于健康保险再出发。

　　当下健康话题很沉重。看病难、看病贵，医院人满为患，医患关系紧张，以药养医等问题未能根本解决，国民健康大数据很难看，家庭医疗支付压力巨大。当然，全世界，健康体系也是个难题。

　　但难题只是难题，并非无解。如果你身处供给侧，那么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现在医疗乱象正是医院、医生获取收入、赚取利润的大好机会。但如果你身处在患者的位置，自然希望国家能为你兜底，公费医疗发挥更大的作用。之所以会有不同观点，是因为思考的角度和维度不同。

　　对于从计划经济走过来的中国医疗体系而言，坚持认为健康是社会问题的人仍占主流。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谓公费医疗实际上就是财政在买单，也就是全体公民和纳税人在买单。若说医疗是公共产品，不能商业化，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食品也是公共产品，也不能引入市场机制了，而这相当于对40年经济改革进行了否定。

　　换一个角度，健康医疗就纯粹是经济话题吗？没有支付能力的人就不应该生病吗？这似乎缺乏人性。市场经济是万能灵药吗？医疗领域的一切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吗？如果这样想，这似乎又属于市场者。

　　经济学基本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是由供求关系构成的，供求力量的消长促进了均衡价格的形成。

　　随着供给主体增多，市场竞争会加剧，同一商品和服务价格会下降，收益无法弥补成本的主体会逐渐退出市场，行业趋向于获得社会平均回报率，这对于医疗市场和保险市场应当都适用。

　　但事实是，无论医疗市场还是保险市场，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否适用，至少在我看来，还未得到验证。医疗领域和保险领域一样，似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专业不对称、权利义务不对称、体制不对称等问题。

　　对于风险和疾病现状信息，保险公司和消费者之间，医院医生和患者之间，对信息的知情、获得、计算有着天壤之别。而这就需要引入严格的外在监督，建构有约束力的行业标准和规则体系，通过信息披露和第三方介入，营造一个符合经济规律的市场，强化消费者的信心，吸引更多消费者。

　　但作为新兴保险市场，中国与真正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差距。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医疗健康市场化程度，可能会更加滞后。

　　所以，对于医疗健康市场和商业保险是否适用经济学基本规律，我个人是存疑的。

　　二十年前，我国健康保险第一代从业者们给我描绘了我国健康保险发展的宏伟蓝图，但拿出的指标都是美国的。十多年后，同样一批人，拿着美国人的健康保险公司数据来给我灌输一个个资本故事。

　　但当我深入到中国的医改时，看到国务院下发的保险业“国十条”文件，并推动大病保险商业化承办时，却是完全相反的一幅图景。

　　医改是社会话题，医改必须在政府主导下推进，这没错：所有商业保险公司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也没错。没有盈利就没有可持续发展，但以是否盈利作为肯定或否定的度量，我认为是个伪命题。

　　中国健康保险市场，既不可能像美国市场那样被资本绑架，完全由商业机构所操纵；也不可能退回到1978年之前的中国。

　　美国健康保险市场不好，是因为它的市场化过了头；而中国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得不好，是因为它的市场化严重不足。但我个人认为应当择其中。在国家承担公共医疗服务和基本需求基础上，充分用好市场的力量，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出健康中国的大道来。

　　第二阶段专业化尝试中，由于产寿险公司都可经营健康险，而专业健康险公司不能参与产寿险市场经营，加之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专业化要求无法落地，导致专业健康保险公司的专业化尝试更加不专业化。“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产生和市场自由化发展的悖论，在健康保险市场上演。

　　第三阶段的进展也不是很顺利，既有外部供给侧的不接纳、不认可，也有自身的功力欠佳，无法分担医疗健康责任的实际。

　　所以，健康保险的潜在市场规模和现实保费是两个概念，健康保险的功能作用与健康保险公司（当然含产寿险公司）的管理、专业能力也是两个概念。

　　看一下近几年来健康保险数据组成，真正属于保障型保费的如医疗保险、收入保障保险等估计仅占一半左右；剩下的一半是重大疾病及一部分储蓄性长期护理保险。

　　最早我对重疾险是颇有微词的，定义不准，翻译失当。海外的原意是“危重疾病保险”CII，是南非首创，到了英国几乎作为定期寿险，住房抵押的产品。可是到中国就是一个重大疾病。经过多年发展和改进，现如今的重疾险已经纳入轻度重疾的概念，从原来纯粹意义上的定期寿险被改造为含有小部分医疗保险的成分。

　　所以，我认为，在保险业无法给供给侧施加影响力的情况下，采用传统的寿险经营模式和定价模式不失为一种自保措施。

　　但如果按照发生概率来定价和理赔，减少专业不对称，加上医疗供给侧不确定性，这样就失去了发展健康保险、控制医疗费用和医疗行为的本意。而失去了医改主导方的对接和黏性，商业健康保险就将被慢慢排在主流体系之外，演变成体系外的财务风险成本的分摊，这也不符合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本意。

　　保险是管理风险的，它不单单是风险保障。能够有效降低经济、社会运行风险的保险，才是真保险。

　　2012年，我国开始试点推进大病保险制度，这是一个衔接性制度安排，属于社会保险的范畴，但是地方政府可以委托给保险机构进行管理。

　　在大病保险推进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保险行业认知和政府期望之间的巨大沟通赤字。为此，保险监管部门不得不出台大病保险的五项具体制度。

　　大病保险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有力抓手，已日渐成为老百姓心目中二次保险。保险公司认为的再保险，成为缓解患者家庭财务可持续的一道屏障。在这一新生事物发展过程中，我深深地理解了一项惠民工程的落地，更需要监管制度和行业规则。

　　一位精算朋友告诉我，这些年社会上凡是好的预防类健康保险产品和服务都没有找到好的商业模式。对此观点，我既同意又不同意。

　　起初保险行业非常重视预防管理，随着市场主体增多，防灾防损的前期投入成本和带来的潜在收益很难体现在公司身上，这方面的工作也就成为监管和行业协会宣传工作的重点。

　　健康保险也是如此，今天投了健康管理公司，能否在未来收获长期客户应有回报和价值，保证价值如何不外溢等，都是问题。

　　因为逆选择从来就是行业自身发展面临的风险之一，更何况保险公司还在面临另一重风险，即具有健康管理预防和健康产品服务真的能有效降低公司未来的赔付风险吗？

　　有的公司虽然设立了专门的健康管理公司，也在行业内倡导所谓“治未病”，但是否真的降低了疾病的发生，还是另外一种利益输送？这是一种观念如何落地生根的实操性问题，如何把战略思考、公司运营和产品服务形态紧密结合在一起，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使得名实相符，名相相符，难矣。

　　在保险业中曾有一段时间流传着“向理赔要利润”的说法，个别外资公司不仅追求正常利润，还要追求承保过程中带来的超额利润。

　　保障型产品的赔付实际就是保险公司经营的风险成本，如果实际赔付率太低，是否就意味着对成本的有效控制？或者套用一句话，如果和实体商品相比，比如冰箱3000元，成本应该是2000元（管理成本+销售成本+利润），把冰箱从2000元原材料成本降到1500元甚至降到1000元，我们能说这样的公司是好公司吗？能从商品原材料中获取利润吗？我想供给侧和需求侧看待这一问题的眼光是不一样的。

　　税优政策发展好不好，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从政策初衷讲，国家财政支持下的税优产品本来就不应当成为商业保险公司谋取更高利润的手段。我曾说过，税优健康保险产品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保险商品。

　　前些时候网上有个鸡汤文，是罗曼·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中的一句话，人最可贵之处在于看透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保险于我也是。我深信保险的作用，保险背后的大道是真正存在的，这种分散风险、互助共济的精神永远存在。

　　如今家庭小型化、城镇化、工业化、居民老龄化之后，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必将是每个人生存的前提。随着存款保障的分化，人群分层，中产阶级和老龄群体形成，这将释放出最大的保险需求，是个刚需。

　　从医改推进来看，国家医保局的设立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基本成形，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三医联动的推进，将使健康保险市场真正迎来发展的时机。

　　我们谈健康中国时有三点矛盾需要处理，即社保和商保（支付方的内部对立统一）；医疗卫生市场供给方与患者需求方（医疗服务供需方的对立统一）；医疗中国还是健康中国的对立统一关系。

　　它们是相生相克或者竞合的关系，既有矛盾又和谐共存。这三对矛盾之中，中低矛盾应该让位于更高层次的矛盾，即以追求健康中国为依归。

　　我们要追求健康中国而不是“东亚病夫”，必须将这三个维度的矛盾置于发展过程中，通过竞合关系去处理，改进医疗卫生状况，改善商业健康保险地位和作用，增进全体公民的健康素质教育。

　　打开繁荣之门，双层供给制改革才是走向繁荣之路的通道。中国经济领域40年经验表明，尊重经济规律，理顺价格体系，开放保持活力，加强外部制衡，政府法律法制兜底等，对于社会领域的改革同样非常重要。

　　缺少经济角度、经济视野的社会领域发展是扭曲变形的，只有适当地平衡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有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作用，在解决市场失灵的同时，充分发挥好市场力量，才能理顺社会领域商品正常的供求关系。

　　在供求关系中，需求带来的变革是缓慢的，长期的。而供给侧的改革则明显迅速，因而，对医疗卫生领域和健康保险市场发展，应基于需求方的视角，从供给侧发力，方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医疗卫生领域的改革专家甚多，无需我赘言，但医改尚未成功，自然需要深入改革，而对于保险行业的供给侧进行改革，自然是在监管部门严格的专业化监管助力之下，专业健康保险公司要彻底摆脱传统产寿险经营思维模式和经营模式，强化产品服务创新，发力医疗保险为主的健康保险产品系列。

　　与医疗卫生领域深层融合，与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形成支付联盟，共同监督和制约不规范医疗行为，在健康主管部门严格监管下，发挥市场第三方制衡作用，为医疗市场总量和结构平衡做出自己的贡献。

　　健康保险不应当被简单地看成是一个保险产品，它实际上是投保人把自己的医疗疾病风险整个打包转移给保险公司，请保险公司作为集合竞价方与医疗供给侧进行博弈和谈判，寻求最合适的医疗产品和服务。

　　所以，保险公司要发挥好健康保险投保人的受托功能，积极与各供给方探讨，为投保患者提供最便利、最适宜的各种健康服务，在保险公司自身风险可控情况下，为客户提供长期的、基于真正以预防为主、以有效医疗兜底的健康管理和健康保险服务！

　　医改是个世界性难题，如何用中国智慧破解世界性难题，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我惟愿我们的健康险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惟愿我们的健康中国能真正让中国健康！